在结婚庆典上，新人都改口叫爱人的父母爸爸妈妈。但我没有，结婚近三十年，我对岳父岳母的称呼怪怪的，一直叫“父”、“娘娘”，意思差不多，但与爸爸妈妈还是有点区别。
  岳父是我的小学老师，与我大姐是同事，是看着我长大的。岳母是台城下放知青，别人回城她留下成了镇商业公司的职员，子女的户口也跟她成了城镇户口、迁进了县城。
  我母亲患癌治愈、父亲患癌医治无效去世，本来不高的收入都花在了看病上，所以家里一贫如洗。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我，在村里的姑娘们眼里，就像没我这个人一样，说来也是，谁家父母肯把女儿往我这穷窝里送啊？直到我在部队考进了军校、当上了士官、跳出了农门，才进入了本村姑娘们的法眼、一下成了香饽饽，甚至赢得了像妻这样城里姑娘的青睐。
  我对妻的追求遇到了很大的阻力，主要是来自岳母城里姐弟们的反对。其中，最权威的是妻的大姨。
  大姨是她的姨、舅中年龄最长、身份最尊贵、威望最高的一位，是地方国营企业的中层领导，是妻和妹妹在城里上学的监护人。大姨对我的反感集中在一个字上“土”，说我穿身黄军装（明明是绿，因为不喜欢就变成了黄）、蹬双解放鞋、背只黄挎包，与妻这城里姑娘怎么看怎么不配。好在岳父高看我一眼，岳母也觉得我踏实、可靠，加上脸皮厚、追得紧，这才和妻有了这么多年的恩爱情缘。
  岳父去世得早，妻在姐弟中排行老大，家里有个大事小情，我这大姐夫当然要挑起大梁。
  妻妹没有上高中，工作早，独立早，基本没要家里操多少心；大妻弟因儿时患脊髓灰质炎用药不当导致脑瘫、勉强能够自理；我们把小妻弟留在身边上高中、送他参军，算是为岳父岳母分担了些压力。再往后，小妻弟结婚、婚变、留下女儿外出打工，全是岳母扛着，不在身边的妻和我只能感情慰藉、出出主意，并没出到什么大力。
  岳父因病去世时，妻家里三间旧屋已破旧得不能居住，家人都挤在岳母开的不大的小卖铺里。岳母靠着点退休工资和几亩闲田，精打细算地盘下个二手的宅基和瓦房，装房子、买家具、添电器，带着残疾的大儿子、孙女，给公公、婆婆送终，只身撑起了一个负担沉重的家。 
  然而，去年八月初，岳母病倒了，大便出血，非常吓人，去县城医治，止住血、病情稍好，就打算回家。我和妻得知后，当即予以制止。妻请假到医院服侍岳母，逼着岳母做了肠镜检查。当我在班上，收到岳母的肠镜检查病理报告时，一看“直肠类癌”慌了。赶忙关照妻和妻妹，不能让岳母知道，然后向医疗口子上的朋友打听对策。
  朋友听了，首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，便帮我联系约诊、挂高级专家号。
  到了上海，经过医生科普，精神缓解了一点。类癌是较少发生转移的低恶性、局部性、缓慢性、组织结构像癌的一种胃肠道疾病，总之，还没有恶变成癌症。
  内镜下动了个小手术，当天能下地，仅输了一天液就回来了。不过岳母本人可遭罪了。原先在县城做肠镜检查，因医院条件差、没有麻醉评估师，说老年人不能打麻醉，不能做无痛肠镜检查，疼得打滚、按都按不住；在县城肠镜检查吃药洗肠，到上海后，再做超声肠镜，又要洗肠，还好经过评估、可以用麻醉药，做了无痛的检查；最后，内镜手术前又要洗肠……前前后后近一个月没能吃东西，身体匮得不得了。
  庆幸的是，手术很顺利，但住院并不顺利。起先以为要开大刀，找的是普外科高级专家，专家说是小问题，让转诊内镜专科诊治。接着，我们住了六天宾馆，等待床位空出来住院。
  六天的等待非常漫长。我们尽量陪老人多说话，有时陪她出去走走，我时不时地给她捶捶背、捏捏肩、拿拿筋，给她放松放松，尽量让老人不往病痛方面想。
  好容易等到内镜专家开单，让住院登记后回家等通知来住院。当时，我们真不知道这大医院啥时能有床位，我建议全部“打道回府”，接到通知再来。虽说妻妹开车方便，但大家都觉得吃不消折腾，决定在宾馆里等通知。我呢，工作忙，决定自个儿坐公共汽车先回去，留妻姐妹照顾岳母。但行前，岳母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她两个女儿担不了事，在医院舞不开，让我接到通知立马就来。
  到家第二天晚上，我就接到了电话通知，让次日去办理住院手续。我不禁暗自庆幸，幸亏我一个人回去，否则，又要来回折腾几百里，连夜出发往上海赶。这样，尽管我不在医院，妻和妹妹提前办好了住院手续，完成了手术准备。我立即动身赶往上海。次日上午，亲自把岳母送进手术室，又把她平安地推回病房、抱到了病床上。
  出院了，岳母特别开心，打电话，让大妻弟把鞭炮买好，要好好放一放。我和妻商议好，先岳母送回家，由妻妹照料着，等妻去单位办完辞职手续就回老家专门照顾妈妈。岳母听了，很高兴，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远在城里孤单。话语情长，俨然母子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