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何效荣

    今年4月6日是个特别的日子。按公历是我的生日；按农历三月初六，是父亲去世40周年纪念日。因为疫情，我没能回老家纪念，只得拜托大哥大嫂操办简洁仪式，我在远方朝着老家的方向给父亲叩头，以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深切怀念。
   40年，就这么不经意地过去了。父亲去世时我还是个懵懂少年，而今已是鬓发斑白、几近退休。
父亲在世时，是我们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父亲是革命伤残军人，我们是国家的“红孩子”，“平均生活粮”养育了我们，让我们拥有了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成为生在红旗下、长在春风里的一代。
   父亲没有文化，只是在部队扫盲班学会了认字读报，因此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。最大的姐姐长我十岁，那时没有幼儿园，我七岁多念了一年一年级，所以我开始上学时，我们家姐弟四个一起读书，虽然那时学杂费低，但一个工分只有一两毛钱，所以四个子女的上学开销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但困难再多、再大也没有动摇过父亲的决心：让孩子们多读书、长知识、做有文化的人！终于，在父亲的执拗下，四个子女个个高中以上毕业，用他的话说，总算翻了本、弥补了自己没有文化的遗憾。
   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抓功课。两个哥哥性格挺刚强但脸皮很腼腆，父亲让他们放学回家念课文，他们明明都会，就是死活不肯，没少挨揍。我就不像他们，发音不准，尽管中考前才把平舌音、卷舌音、前鼻音、后鼻音整明白，但我表现欲极强，不管发音准不准，反正嗓音清脆、挺有韵味，总能用自己那狗屁不通的普通话把父亲哄得心花怒放，直夸还是小的听话、肯学习、有出息。
   还有件趣事。我在乡里上初中，父亲在乡企当书记。父亲煮了一小钢筋锅饭准备父子俩中午、晚上吃，父亲临时有事外出，我中午放学回来，一个人，就着大头菜萝卜干，竟然一口气把一锅饭都吃了。父亲回来担心地说，这小伙饭量这么大，将来怎么养得活自己哟……
   小时候，每逢刮风下雨无法下田干农活的天气，就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。邻居叔叔、伯伯都到我们家玩，堂屋里、厨房里，几张牌桌一齐开，争上游、扛红旗。奶奶、妈妈忙着煮饭，菜不一定够，但玉米碴饭、土豆汤或青菜汤管饱，欢声笑语像过年一样。
   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，爷爷奶奶靠给地主种田烧盐、当雇农打工为生，父亲最大，有两个弟弟、两个妹妹，住的是芦柴篱笆茅草屋，冬不遮风、夏不挡雨，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、极度贫困的生活。
   对父亲身世的了解，大多来源于我大姑母的诉说。大姑住在邻村，离我家约有四五里的路程，骑上自行车二三十分钟也就到了。然而大姑不会骑自行车，小时候当童养媳还曾裹过脚，尽管这样大姑仍然经常往我家跑，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，大姑跑得更勤，三天两头地，还不时塞给我妈五块十块接济一下。
   大姑母一身凄苦，从小许给人家当童养媳，我父亲从部队回来后才获得解放嫁给姑父——也是一个革命伤残军人，两人无儿无女，抱养一个侄子，在部队因公牺牲，由军属变成了烈属。
   姑姑说，“从小到大，大哥对我最好。大哥给地主打工，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躲在门外，他找个理由说出来透透风，把碗里饭倒给我、让我端家去掺些麸糠、菜帮煮给全家吃，过一会大哥端着空碗回去跟老板说吃饱了，自己饿着肚子干活……”说着，大姑眼里闪出晶莹的泪花。
   “他对弟弟妹妹都好”，大姑说，“尤其是你小叔。你小叔出生后，你奶奶不开奶，和你爷爷商量好要送掉，是你爸爸跪求留下来的。你爸哭着说：‘这是你们的骨肉、是我们的手足同胞，千万别送，养大了，我运盐，让小弟帮我拉独轮车’……”
   “知道你爸为啥参军吗？”大姑问。我说这还要问，“参军报国呗”。大姑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大字不识一个、饭都吃不上的人哪来那么好的思想？为了吃粮、为了救全家的命啊！家里过不下去了，你爸瞒着你爷爷去挑‘私盐’，你爷爷见你爸干这不要命的‘违法’营生，抄起扁担就把你爸一顿狠揍，无耐之下，你爸报名参军、换回200斤大麦，但也歪打正着，走上了革命道路……”
   如今，父亲已经离去40年，大姑也离我们而去，连小叔都已经82岁了。但父亲对子女、对手足、对亲人的深情，我将始终铭记胸怀、永记在心。